1959年刘文彩地主庄园开馆，周总理急电刘文辉：进京履新职
1959年春节，四川大邑县成立了一个“陈列馆”，里面陈列了皮鞭、绳索、打狗棍，还有佃户的契约，同时还有让人羡慕不已的豪宅大院。这是四川大地主生前的宅院，当地政府为了对人民阶级进行教育而改设成为了“历史陈列馆”。
但是，就在这个陈列馆刚刚开放不久，这名地主的弟弟就接到了周总理从北京发过来的电报，要他马上到北京就职。
这个地主是谁？他的弟弟又为什么会被周总理调任北京就职呢？
“大地主”的文彩庄园
在民国的四川地区，刘家是大家族，据说是清朝康熙年间刘家先祖入赘当地富户胡家，之后在胡家的照顾下将刘家发扬光大，产业遍布周边十里八乡。到了北洋时期家中开始有人步入行伍，民国时期更是出了两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一个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刘文辉，另一个则是他的族侄刘湘。
刘文辉有一个亲哥哥，叫刘文彩，原本凭借着刘家的权势和地位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小财主，但是当弟弟刘文辉在川军中担任要职之后，便也成为了四川政府中的“要员”，先后担任过烟酒公司的分局长、船捐局长、禁烟总处长、捐税总局的总办等多项职务。
可笑的是，在刘文彩所担任的众多职务中有一个职务是禁烟总处长，刘文彩偏偏是当地的大毒枭，不仅自己倒买倒卖鸦片、开设烟馆，而且还让当地的百姓大面积种植鸦片而不去种粮，如果有谁不听话私自种粮，那么轻则会被刘文彩征收“懒税”，重则会家破人亡。
刘文彩的另一个重要职务为他提供了敛财的便利条件，那就是收捐。这种捐可不是自愿的捐款，而是苛捐杂税。
除了“懒税”，还有要给他修路的“路捐”，还有上厕所得交“厕所捐”、家里种花摆花要“花捐”，就连家里有个锄头也得交“锄头捐”，总之就是各种“捐”，而且已经把能够收上来的各种捐税的款项收到了三十多年以后。
也曾经有百姓向当地政府反映，但是政府碍于刘家的威势又不敢把刘文彩怎么样，反倒是帮助刘文彩把告状的百姓关了起来。所以当时刘文彩几乎成为了人人怨恨却又无能为力的“刘老虎”。
1931年，刘文彩曾经在回到老家之前用自己“清乡司令”的名义向民间强行征“捐”，他手下的那些所谓的“征捐”队伍都是带着箩筐端着刺刀去征捐，仅仅几天便征得了近20万元之巨，在撤退时候的金银细软更是用了20多条货船和10多辆汽车才运走，据说其中仅银元就有800多万。
回到了老家之后，刘文彩用这些搜刮来的财产向官府买田置地，仅一次就买进了数千亩之多，再加上他从百姓手中巧取豪夺，他自己名下的田产就已经达到了接近2万亩，如果再加上他家族兄弟的田产就能够达到30多万亩，是真正的大地主。
根据人们后期从刘文彩家中搜出来的资料和证据看，他经常都是用从政府“买回来”的空白地契，看好谁家的地就直接填上名字和亩数。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出就把土地划成了自己家的土地。
刘文彩这样的行为自然是会遭到百姓的抵触和反抗，但是面对有钱有势有人有枪的刘文彩，百姓们却只能挨打和忍气吞声。当时孩子们唱的民谣里面说“四面的土地啊都是姓刘的，百姓的血和汗啊都是为他家流的。”
刘文彩最出名的就是“租田”，可以说是周扒皮看到都得骂一声臭扒皮的。
当时佃户租用他家的田地需要缴纳押金，虽然押金在退租的时候可以退还但是却没有利息，只不过他退的时候法币已经大大贬值，货币的购买力已经大大下降。
刘文彩也是利用了这个漏洞，经常要以退租为理由要挟租户，逼迫他们重新签订新的不合理合约，然后过一阵之后再毁约。就这样，这些租户不仅白给他家扛活，而且还倒给刘家钱。
还有一些租户签订的是“铁板租”，也就是一年到头无论有没有天灾人祸都要准备好往年收成的80%交给刘家，这样的农民几乎全年都是在白干活，而且还要祈求老天不要旱涝。
这些只不过是刘文彩对当地百姓所做的事，他还放贷、抬印子钱、组织黑势力武装对商户敲诈勒索、私设公堂，而且还杀害了大量的革命同志。可以说，刘文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
1949年，随着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各地取得胜利，紧接着向四川地区进兵，刘文彩的心中产生了恐惧，竟然生了一场重病，直接扔下数十万的财富一命呜呼。
1958年10月，大邑县政府决定将刘文彩占地7万多平的大庄园和2万多平米的宅子当作阶级斗争的陈列馆，许多受过刘文彩欺负的百姓都把自己家中的“证据”贡献给陈列馆。
据说当年春节前开馆时还有一些参观的村民被踩伤，可见当时参观的人流之多。
不过，刘文彩庄园的对外开放让一个人感到十分尴尬，这个人就是刘文彩的弟弟，刘文辉。
一方霸主“西康王”刘文辉
刘文辉是兄弟六人中最小的一个，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天赋，头脑清晰思辨极佳，不仅是兄长和父辈们十分疼爱的“老刘”，也是私塾先生口中经常称赞的好孩子、十里八乡有名的才子。
他13岁那年便以一篇富国强兵论惊动了当地教育界，成都陆军小学校长甚至直接破格录取，随后刘文辉便一路被保送到了保定军官学校，同样在22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。
刘文辉毕业之后，在大哥刘文渊的带领下投靠到川军的亲戚名下：已经小有名气的刘湘。刘文辉虽然比刘湘小7岁，但是在家族中却是大辈分，按照族谱刘湘应该叫刘文辉族叔。
刘文辉的聪明才智早就在家族中传播已久，刘湘自然早有耳闻，如今看到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归来，已经隐隐觉得这个年轻的族叔要成为自己的一个障碍，但是又不方便直接拒绝，于是便把刘文辉推到了川军师长陈洪范手下。
让刘湘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刘文辉从一个参谋到连长，一路升迁到团长，随后又成为了师长、督办，到1926年川军和国民革命军合并时，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军长。
而刘湘自己则在与各派系军阀的争斗中屡屡受挫，此消彼长的情况下，两个刘姓的杰出人才不可避免的进行了竞争，并且发生了直接的冲突，形成了著名的“二刘争川”。
虽然刘文辉成长很快，但是刘湘还是技高一筹，率先取得了蒋介石的支持，从而在政治地位上和军事后援方面都占据了优势，在邓锡侯等人的支持下打败了刘文辉。
不过，刘湘还是对邓锡侯等人抱有防备心理，认为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毕竟都是刘家族人，自家争斗不能便宜了外人。于是在收编了大部分刘文辉的部队之后，让他担任了西康省主席。
经历了这一次失败之后，刘文辉痛定思痛，开始沉下心来专心治理西康省。在他的治理下，通过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立联系、促进商贸等一系列的措施，让西康原本混乱的情况得到了治理，百姓的生活也比其他地区要稳定得多。
1937年，全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，刘文辉率先向国家捐款50万元，并且磨刀霍霍准备率兵出征，只不过迟迟没有得到老蒋的允许。而主政四川的刘湘则率领30万川军出川抗日。
不过，刘湘的身体已经不能够支撑他完成抗日夙愿，在经历南京沦陷的惨败之后，1938年1月在汉口去世。
因为刘湘的身故，四川省主席的位置有了空缺，刘文辉原本想回川主政，但蒋介石担心刘文辉会联合川军旧部形成一股难以把控的势力，于是便让刘文辉继续留任西康，让刘文辉的旧部王缵绪出任四川省主席。
其实，这时候的刘文辉已经形成了四川和西康的联合，尽管老蒋不久之后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，但是却并没有把刘文辉的势力从四川政府中清除出去，刘文辉管辖的西康省也没有让老蒋的势力染指。
这时候的刘文辉已经成为了真正的“西康王”，并且这时他已经对老蒋的独裁统治产生了抵触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刘文辉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和共产党人开始接触。
“西康王”接到周总理的任命
刘文辉在保定军校时，就曾经因为脑子快、点子多而被人送了一个“多宝道人”的绰号。虽然有一些调侃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是却可以看出来刘文辉头脑的灵活、处世的圆滑。
早在1944年民盟成立时，刘文辉就已经和龙云等人参加了民盟，在对于抗日的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同时也在政治上联合那些反对投降、支持民主的民主人士，给蒋介石的独裁行为造成了很大的阻力。
刘文辉在1938年就已经开始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接触。当时日本方面正在通过德国大使对蒋介石进行劝降，希望通过这种“曲线战线”让蒋介石放松对抗日进程的推进。
因为这是当时许多党内人士都知道的“秘密”，所以刘文辉等民盟的同志们更加抵触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。
1938年夏天，董必武、林伯渠等领导人到武汉开会，中途经过刘文辉的公馆时专程登门拜访，第一次与刘文辉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，在表示对他抗日热情认同的同时，也表示了希望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，其中也包括蒋介石在内。
不过根据当时蒋介石的种种状态来看，很可能是要表示反蒋抗日。
尽管当时那种状态下提到“反蒋”已经是有些“大逆不道”，但是刘文辉却并没有举报董必武等人，而是表示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先和龙云消除嫌隙，至于反蒋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再定。
刘文辉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当真和龙云放下了过去的恩怨携手抗日。第二年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庆和刘文辉密会的同时，对他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肯定。
1942年，刘文辉在老部下张志和的安排下和周总理进行了会面，在那一次会面中，周总理和刘文辉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，同时表达了党中央对于刘文辉的看法和态度，也对当初刘文辉在大渡河畔的行为感到理解。
周总理所指的理解，是当初红军强渡大渡河时，在对岸的部队正是刘文辉的部队，而刘文辉却没有理会蒋介石炸毁泸定桥的命令，而是选择了撤走桥板。
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个举动，才让红军有了渡过大渡河的机会。这或许是刘文辉有意为之，虽然双方在争夺泸定桥时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，但是毕竟是各为其主。
周总理的态度很明确，就是中央已经不会因为当初的对抗而对刘文辉产生忌恨。刘文辉也被党中央的大度而折服。
从那之后，在刘文辉的西康省大本营中，经常会传出共产党电台的电波，把西康、四川的相关消息传递给延安，而且刘文辉为了防止电台被破坏，还专门派出了一个连的人负责电台的安全。
1949年12月，周总理通过电台告知刘文辉，“时机到了”。于是在12月9日，西康省在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等将领的率领下，拒绝了蒋介石“继续抵抗”的命令，举起了起义的大旗，正式宣布加入解放军的队伍。
解放之后，刘文辉曾经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民革中央常委等重要职务，同时他也把哥哥刘文彩送给他那些非法所得的土地转交给了国家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我是一个大地主，这些土地本就是国家的，我只是还给了国家。”
尽管如此，刘文彩的事情还是影响到了刘文辉，当时不仅仅是全四川，可以说全国都知道了这样一个大恶霸、地主。所以为了照顾刘文辉的感情，也是出于对刘文辉的保护，周总理才会给刘文辉发出电报让他进京，到林业部就职工作。
这时候的刘文辉已经65岁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而是已经两鬓斑白的老人，但是 他却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持着他的工作。
结语
刘文辉在1972年之后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，他的子女们或从事新闻事业、或从事教育事业，都在为国家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而刘文彩的那个“地主庄园”，则早已成为人们对于那个万恶旧社会的一种纪念。
两个“刘家”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关系，不只是行为、身份上的摆脱了关系，而是从内心最深处的认识上、意识形态上、信仰上本质的不同。这才是两人一个被人唾骂、一个被人敬仰的根本原因。